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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发展中国经济,有必要大幅度增加转移支付,增加对贫困人口的支持和扶持(603883,诊断股),并将转移支付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4%,约8000亿元。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以下简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下一轮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

9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完善促进消费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提出完善有利于提高居民消费能力的收入分配制度,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9月14日,在“3+17”试点十周年之际(去年9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9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城乡居民收入综合配套政策试点、专项激励计划试点和收入监测试点的通知》,分别选择3个和17个地区开展试点),NDRC、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教育部、农业部等部委多次深入调研。据报道,“拓展中国”的规划文件已进入起草阶段,其中将把减轻养老、医疗和教育负担纳入规划。两天后,魏岛风险研究所发布了《芒格社会公平指数——公平与贫富差距研究》报告,报告认为,贫富差距与经济发展存在三个拐点:差异拐点(0.2)、黄金拐点(0.463)和毁灭拐点(1)。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越过了0.4的警戒线,突破了破坏的拐点(1),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总量的提升。

西南财大教授甘犁:未来应让低收入家庭实现负税率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中国家庭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李赣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强调,0.4的基尼系数与贫富差距的警戒线无关:“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持有这种说法,但没有国际报告和学术研究支持,也没有科学依据。”这是一个误会。中国的贫富差距确实抑制了经济发展,特别是经济转型,但根本原因是中国现在面临一个巨大的困境——整体消费不足。”李赣长期从事中国的家庭金融调查。在他看来,造成中国收入差距的核心问题不是不发达的市场经济,而是转移支付不足。他建议低收入家庭应该在2025年前实现负税率。“他们不仅不用交税,而且国家还给你退税,这就相当于鼓励劳动,这样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就会增加。”

西南财大教授甘犁:未来应让低收入家庭实现负税率

在收入分配格局中很难画出葫芦形

时代周刊:9月16日,在中国发展论坛研讨会“收入分配与阶层流动”子论坛上,南开大学教授陈宗胜指出,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格局呈现出两头大中间小的葫芦状。这与我们对金字塔形状的印象不同,不是吗?

李赣:我不认为它是葫芦形的。统计结果显示,截至2016年,中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仍呈金字塔形。收入分配模式主要取决于形状是如何绘制的。事实上,所有国家都是一样的。低收入群体和中等收入群体更多,但高收入群体绝对不多。总的来说,收入分配是正常的。如果你把它切得很薄,你可以画一个橄榄形,如果你把它切得更厚,你可以画一个金字塔形,但是很难画一个葫芦形。

西南财大教授甘犁:未来应让低收入家庭实现负税率

《时代周刊》:9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完善消费促进体系和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你认为目前消费者方面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李赣:现在的问题不是人们不愿意花足够的钱,而是他们没钱花。一方面,它是一栋房子,购房者对消费的挤出效应尤为明显;另一方面,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太低,即使他们有消费意愿,他们也没有钱去消费。因此,现金贷款在过去两年很流行,这些家庭受到流动性的限制,所以只要有机会借钱,他们就会直接花钱。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如果一个相对贫穷的家庭给他一美元,他会花85美分。如果这些相对贫困的家庭有更高的收入,消费转型的数量将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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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问题是转移支付不足

《时代周刊》:中国收入差距纵向轨迹的最高点大约在2008-2010年。此后,总体收入差距不会继续扩大,而是会全面下降。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李赣:主要原因是转移支付的规模正在逐步扩大。随着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面扶贫和提高最低工资等一系列措施的推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逐步增加,收入差距缩小。此外,城乡差距的逐渐缩小也是收入差距下降的原因。

有两个因素影响收入分配。首先,市场在首次配置时是否符合市场规则。到目前为止,中国市场在初始布局上总体是合理的;第二,二次分配。税收和转移支付是两种有效的调节手段,是影响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近年来,我国在二级分销监管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做得还不够。例如,2015年,中国对劳动力的财政转移支付为7436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8%,而经合组织国家劳动力转移支付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比例为4.2%,两者相差甚远。因为转移支付不够,收入差距自然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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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刊》:导致中国收入差距的核心问题是转移支付不足?

李赣:是的,造成中国收入差距的核心问题不是不发达的市场经济,而是转移支付不足。以转移到中国贫困家庭的钱为例。目前,最大的项目是生活津贴,其次是脱贫任务。总规模为每人每年4000元。一旦收入超过这个数额,政府补贴很少。目前,政府的转移支付规模太小,金额也不大。相比之下,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美国最贫困的20%家庭在转移支付前的收入是7500美元,在转移支付后可以达到30000美元。

西南财大教授甘犁:未来应让低收入家庭实现负税率

《时代周刊》:我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李赣:建立长期、稳定、激励相容的转移支付制度。

首先是就业激励。奖金与就业和就业收入挂钩。目前,至少有22个国家正在广泛实施类似政策。为了发展中国经济,有必要大幅度增加转移支付的数额,增加对贫困人口的支持。劳动力转移支付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可提高到4%,约8000亿元。中国现有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需要得到尽可能多的补充。如果他一分钱都没赚到,他会得到4000元/年,但是如果他赚了2000元,他只会得到2000元/年,所以他会觉得最好不要赚一分钱。我们必须改变这种给钱的方式,用奖励代替补贴,学习其他国家的做法,挣4000到2000元,8000到4000元。你挣得越多,你得到的回报就越多,这样你就可以调动穷人赚钱的内在动力和热情。

西南财大教授甘犁:未来应让低收入家庭实现负税率

政府不应该过多干预收入分配

时代周刊:提高水平是“扩张中国”的主要途径之一。在《2018年收入分配工作重点》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明确提出要努力增加农民收入。一些专家建议,以农民工和制造业工人为代表的纯体力劳动者应该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对这群人来说,增加收入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

李赣:目前的相关制度会有帮助,但总体上边际效应不大。最重要的是,整个社会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发达国家制造业工人的收入也不低。提高效率有两个方向:一是技能提升,培训是一种方式;第二,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投资和增加对每个工人的资本投资将增加工人的价值。

《时代周刊》:为了提高农民工的收入,有必要为农民工和其他社会底层民众开辟增收渠道。目前,低收入阶层仍然很难突破壁垒,向上发展,很容易陷入低收入和贫困的循环陷阱。“拓展中国”是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其他九个部委联合推动的。什么是最重要的协同改革?

李赣:首先,提高农民工收入本身就是一种市场行为,政府不应该过多干预市场。干预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分配,强行增加农民工收入是不合理的。现在体力劳动者短缺,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正在上升。

第二,在配套改革中,最好的办法是通过政府盈利,给企业补贴,让企业办事情,比如组织培训,提高工人的技能。这相当于政府以另一种方式进行二次分配,相当于增加对一些人的补贴。

第三,政府真正需要做的是二次分配,即转移支付和减税。中等收入群体减税,低收入群体转移支付。在美国,几乎三分之一的家庭的所得税数据是-30%,这意味着他赚了1000元,不仅没有交税,而且国家还给了他300元。目前,中国的一些低收入家庭就是不纳税。今后,我们不仅要让他们纳税,还要让他们实现负税率。负税率不仅意味着缴税后不交税,还意味着国家给你退税,这相当于鼓励劳动,这样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就会增加。我希望在2025年之前,中国应该开始实行负税率。我们在乐山做了一个试点,每个参与家庭都有一个著名的品牌叫“负所得税改革试点家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西南财大教授甘犁:未来应让低收入家庭实现负税率

允许不同的城市化模式存在

《时代周刊》:“拓展中国”不仅要提高农民工等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还要支持现有的中等收入群体,增强他们的收益感。然而,目前中等收入群体没有明显的减负意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李赣:目前相关的减税措施还没有出台,计划还在制定中,需要逐步推进。扣除特别附加税在中国是一个新事物,没有先例可循。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减轻中等收入群体的负担主要在于减税。首先,从10月1日起,免税额度将提高到5000元。每个人都可能觉得强度不大,但减税的亮点是从明年开始的特别附加扣除。现在,我们正在制定一个计划,每个人都可以期待并应该带来切实的好处。第二,真正的减税,是否能够继续减税,主要取决于征税。目前,税收征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资本利得税尚未征收,但中等收入群体负担沉重。因此,一方面,国家应该减税,而且减税应该减少;另一方面,它必须被征收,以便减税的空将扩大和强度将增加。政府一向主张减税,但为何税收总额会增加呢?国家税务总局要搞清楚,因为收缴量增加了,以前没有收缴的已经收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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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刊:城市化也是扩张中国的重要途径之一。目前,国家政策鼓励农民进城流动到小城市,但实际情况是农民不愿意将户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他们主要选择大城市流动,这在大城市造成疾病。如何解决这个矛盾?

李赣:如果它们都集中在大城市,效率就会有问题。城市群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目前,长江三角洲地区已经形成了非常合理的城市群。高速铁路连接在一起,方便了旅行和工作。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地方城市群的发展值得学习和总结。

不同的地区应该允许不同的城市化模式,以便市场和普通人可以自己选择。政府没有必要过多地参与城市化进程,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目前,世界上有两种不同的城市化发展模式:一种是发展一个或几个超大城市;一是大、中、小城市并存,发展良好。我们只需要建立激励机制,而不是强制某一种模式。中国很大,所以我们应该允许多种城市化模式同时存在。

标题:西南财大教授甘犁:未来应让低收入家庭实现负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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